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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真实的历史记忆（二）作者：长征
（六）第一次劫难 许世友搞多中心
——被打成“倒许乱军”，后改为“反党乱军”分子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风暴。对此，毛主席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毛主席授意，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造反派组织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在这种形势下，1月23日，毛主席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至于后来许多军队支持了保守派也是无法预料的。
1967年1月28日，毛主席对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都主动停止了“四大”，等待着党委的新部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可是，政治部党委，一没有传达“八条”，二没有新的部署，做梦也没有想到等来的是大批抓人。纵览“八条”的全文，有哪一条规定，让许世友在军内外大批抓人？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凭着已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发展。‘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李文卿这种说法，是给许世友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的严重错误，开脱罪责。
毛主席早已给许世友打招呼，“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答：“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可是，许世友违反了中央“5.16.”通知和“十六条”——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违背了“八条命令”第三条规定：“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毛主席要放手群众，许世友却一意孤行镇压群众，不经过军区党委常委讨论、决定，迫不及待在北京京西宾馆电话指挥，命令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南京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最后，不得不给党中央写检讨。为此，中央发了
[68] 18号文件。这叫“主席指到哪，我打到哪”吗？
赵玉祥同志撰写的《柳营梦》回忆录写道：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又说：“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座。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座。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座。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峰、路扬等也在座。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是在四军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账，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捶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说。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
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政治部主任）也是草包！”“叫王蕴瑞（司令部参谋长），蒋科（司令部军训科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什么？孙海云（政治部副秘书长）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知识分子最坏，又尖又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
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来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在二月大逮捕中，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
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是军委总政批准的合法“四大”单位。1967年2月，春节刚过，许世友命令王必成首先在政治部抓人。首批抓了宣、文、报的艾、方、洪、高四个人，并对抓人的事件要人人表态。新闻科讨论时一致认为：“‘四大’秩序本来很正常，是北京南下的军队院校‘杀气腾腾战斗队’冲击军区机关时说：政治部是‘池浅王八多’（此话是毛主席讲北京大学的），是‘一潭死水’，要搅一搅这潭死水，才把机关搞乱了。许司令突然大批抓人，不符合‘八条’精神”。汇报时支部问我：你是小组长，你对抓人什么态度？我说：“从小道听说的‘八条’大家就自动停止了‘四大’，等待党委传达‘八条’和部署下一步运动，突然抓人是不对的。”其实，许世友早有指示：“谁反对抓人就抓谁！”第二批抓人更多了，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战士教科长杨炳仁、新闻科副科长李少白和摄影记者施关彬等人。我根据小组讨论精神表态，反对抓人说了真话，是第三批被抓的。
不久，副秘书长孙海云，战教科科长杨炳仁、报社编辑洪期钧、文化部干事方泽甫被逮捕。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部长季遐年。被抓的军以上干部，有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少将（曾任陆军12军政委，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三位中将。许世友抓人抓红了眼。与此同时，后勤部、司令部也开始了大批抓人。军区总医院著名胸外科主任（专家）沈威廉中校，中共党员，48岁，被许世友残酷迫害致死。沈威廉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在八一医院手术台上，尸体上盖着的白布下面双手还带着手铐。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只是替他人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而已。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在许世友看来是不合他的“法”。
许世友搞“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事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帅当面警告许世友：“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家吃‘米子’”。徐帅也警告许世友：“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乱抓人！”
许世友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擅自调动野战部队陆军60军181师，用来镇压群众。给部队灌输，南京军区机关有“反革命暴乱”的谎言。
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总政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文报开展“四大”；是许世友自己动员要“四大”单位人人都要写大字报。我写大字报，依理，依法都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违反党纪、军纪、国法。倒是许世友自己，不听从周总理指示，不听叶帅警告，不听徐帅劝说，违反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实质，倚仗权势，倒行逆施，撇开军区党委常委一意孤行，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累及无辜的家属和子女，违反了党纪、军纪、国法。这是铁的事实。
南京东郊百水桥营房，原先是特纵后勤部的供给部所在地，成了“许记法西斯集中营”。没想到我一下车就遭到看守战士的枪托、拳头一顿毒打，从马路上一直拖打到房间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战士打人的嘴脸，被一拳头狠狠砸在右脸上，打得眼睛直冒金星，几天吃饭都很困难。因为抓人太多，我被关押在没有天花板的马棚平房里。正值下大雪，棚内下小雪。睡觉翻身要叫“报告”，才敢把脸上的雪花抹掉。实在疲倦睡着了，看守用脚蹬床把你弄醒。看守战士换岗时退子弹、装子弹，立正、稍息、正步走，这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气氛。我不得不想起当年看苏联电影，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白色恐怖”气氛。白天只准双手放在膝盖上，背诵毛主席关于反革命的语录。那年天气特别冷，对面关押的人，要求原地跑跑步暖和一下身子，看守不准许。那人说了句：“你们这种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看守战士罚他原地跑步不让停下来，直到晕倒为止。
后来，武装押解秘密转移。押解时用多辆大卡车，每车有四名端着冲锋枪的战士端坐在车厢四方，“反革命”们被押上车坐在中间，一车大约有二十人左右。“许记集中营”由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一手操办，他们精心策划，同车“反革命”们不能相互认识，可是我认出了同车的有当年一起跟随许世友赴海岛参加“四清”运动的前线歌剧团的张少楼等人。押解到那里？只有鬼知道！车厢四周用蓬布蒙的严严实实。只有凭感觉，车开出营门往右是南京方向，往左是汤山、句容、宜兴和镇江方向，我对南京东郊一带地形太熟悉了。结果是出得营门向左转弯，是去汤山方向了。感觉过了汤山车没停，大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下车一看，到小衣庄营房，这里距离镇江不很远。这种“法西斯式集中营”被称作“行政看管”。
五十天后释放。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对我说：你是“小将犯错误”。事后才知道，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
1967年4月6日，毛主席对林彪送审的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
《十条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南京军区不得已才大批放人。毛主席在河南省军区在抓人问题上的检查报告批示：“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可是，许世友不甘心，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心目中，被抓的这批人已经被他“打入另册”。
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杨成武说：“我去吧？”毛主席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上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上，都作过检查。”又说：“我是司令员，我都作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的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推开客厅门，许刚见到毛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地，一头磕下，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莫哭，莫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从客厅出来，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事隔一年，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捕。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的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许世友在毛主席面前，可以扑通跪地，泪流满面地求饶，但回过头来还是老方一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旧搞他的“多中心”，继续镇压群众！实足是个两面派人物。
1967年5月初，政治部调我到浙江永康县人武部参加“支左”工作。在金华军分区遇见政治部的人，才知政治部下来250名干部参加“支左”。因义乌县分成义乌、浦江两县，军分区要我去义乌人武部报到。人武部赵政委要我和陈荣安（《人民前线》通联干事）负责文教卫系统的“支左”工作，我主要负责文化系统。我和陈荣安住在义乌消防队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剧团女同志占多数，我规定，凡是女同志到我房间要求谈话的，要两人以上。听说文化馆的施馆长多次被斗，有自杀的念头，我几次找他谈心做工作，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广播站余同志和越剧团、婺剧团的部分群众找我，说他们想成立“红大司”组织，和省“红暴”挂钩。我说：解放军“支左”的原则，不管哪一派，凡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成立“红大司”群众组织是你们的权力。
越剧、婺剧团都在演样板戏。越剧团的同志向我提出，要排练“红灯照”，我大力支持。
金华的武斗步步升级，造成邮路不通，我们组织力量疏通邮路，保证了邮路畅通。听说江山县人武部政委死了，消息传来，赵政委怕出事，他对我说：“现在人武部没有威信了，你和陈荣安是南京军区下来‘支左’的，有事情你们好说话。”所以，赵政委有事外出，都要我跟着他，平时还要我在值班室值夜班。
1967年6、7月间，江苏 “红总”、“八.二七”两大派武斗升级。我老伴参加的所谓保许世友 “八.二七”
派受压，在厂里被打，只好带着八岁女儿到义乌来避风头。此时，在杭州“支左”的《人民前线》记者陆时准来电话，要陈荣安立即去杭州开会。不久，又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到杭州仁和路招待所开会。在东阳县“支左”的，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的陈培光，约我一同到杭州开会。车到诸暨站时被“红暴”造反派拦截下车接受检查。看我的军官身份证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记者，说我是许世友派来镇压他们的，不让走。所以，到杭州时会议已开始几天了。
仁和路会议的起因：周总理批准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干部处刘干事写大字报，揭发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多名干部到浙“三支、两军”的内幕。刘干事还到会揭发，说：“我跟罗晴涛主任到政治部干部部领受任务，部长杨映雪说，政治部调到浙江‘支左’的干部要控制使用，这些人员中，有的不能在东海、铁路沿线，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刘干事说：“你们的档案里都有黑材料。”与会者听了非常气愤，一致认为，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支左”，没想到，干部部竟然在后面搞这些名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致要求平反。会议上要我诉说“行政看管”被毒打、虐待的情况。所以，成立了“批资总部”，会上选出：孟祥海、王元仁、艾汉美、顾少杰、陈培光、高连章、陈荣安、夏继成、陈时秋等九人为勤务员，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1967年10月初，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三位中将出面接待。走访者要求：南京军区党委借“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作出解释。三位中将一致表示：大批抓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受害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等许司令、杜政委回来后才能确定。
1967年10月中旬，南京地区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军区司政后等部门，被抓的人最多，成立了“告状团”。10月
18日“告状团”联合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要求王必成副司令员批准成立“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AB大楼，第二次走访军区党委，要求军区党委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做出解释。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接待听取意见。王必成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
王必成，号称“王老虎”，就是当年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必成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我们特纵文工团那个时候经常唱：“孟良崮的树儿青又青，孟良崮的花儿岭上香，孟良崮是个好地方，孟良崮上74师全部消灭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吴强编写的电影《红日》，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鲍先志中将，原先是军委总政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走访人员时，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涛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在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纠正，你们都幸福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五个多月后，鲍副政委的这番话成了“倒许乱军”的罪证。
许世友说，王、林、鲍，史、杜、孙、赵，是我们的黑后台。于是，“保许派”一批人呼喊：“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又说，我们都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杨余傅的小爬虫。凡是一串串“坏人”出来，都是我们的“黑后台”。
1967年10月，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空军副政委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赶赴江苏南京、无锡等地阻止农民进城，制止可能暴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空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主持接见。刘锦平说：“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
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任务不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把同志们请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第一个发言是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340人。师以上干部被逮捕、批斗、停职的20人。其中有孙海云、赵树湘、等人。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总医院院长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后勤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战士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汇报进行到凌晨2时15分。
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们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又说：“许世友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去大别山“养病”。
1967年11月13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司政后平反小组代表组成“告状团”奔赴北京。周总理接见了“告状团”21人，被安排在西苑旅社住下。12月8日，中央决定用“学习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都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总理决定学习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杜平、梁揖卿（27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军区后勤军需部长）、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科记者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人。12月13日下午1时，21人“告状团”被接到京西宾馆小会议室。
主席台依次就座的为军区司令部军训科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周总理特请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告状团”
21人也在主席台就座。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关心着北京的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安徽、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劳改、清洗出军队。在北京期间，周总理多次接见“告状团”，接见过了夜11时，总理同我们一样发一包小饼干，喝开水吃饼干。
1967年12月26日，毛主席寿辰，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两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12月31日，下午4时17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年1月28日，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最后一次接见江苏群众组织代表和军内“告状团”。总理全文宣读中央［68］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和“检讨报告”全文（15页）。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8］18号（摘要）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的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最后，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为你们平反了。”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代表们人手一册。总理为我们平了反，大家十分高兴，立即回到第一线，投入繁忙的“三支、两军”工作。
1968年3月，许世友一意孤行，推翻了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否定军区党委向中央作的“检讨报告”，继续搞他的“多中心”，又开始整人了。南京军区党委决定：司、政、后机关；炮兵、工程兵、装甲兵各部；三团二队；驻南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人员分别隔离在南京东郊百水桥某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营房（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营房（步兵学校），……。举办大规模“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学习班”并不是学习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推翻［68］18号文件：党中央的批示和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我被调到“三支办公室”，举办各县人武部学习班，解决派性等问题。许世友采用釜底抽薪的伎俩，把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250多名干部，调回南京军区办所谓的“学习班”。怂恿前线歌剧团所谓的保许派，章兆琪（“四清”时和我在一个组）为头儿的一批男女，到政治部宿舍三牌楼大院，对浙江刚回南京的人实行纠斗、抄家。到我家对我实行纠斗、抄家时，我的小儿子刚满二岁，被他（她）们的粗暴行为吓得哭叫起来。
第二天，政治部命令250多名干部集中，上五辆大卡车，向城东方向出中山门，车队经卫岗前线歌剧团驻地时遭到阻拦，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歌剧团“保许派”一批人，气势汹汹爬上车来，点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即下车。当点到我的名时，由于宣传部傅涛有意掩护我，并说：“他已经下车了”，我才免去这一劫。据回来的人讲：他们被揪到歌剧团礼堂开批斗会，会上要低头认罪，背诵毛主席关于敌我矛盾的语录，批斗会上口号声不断，乱作一团。
百水桥营房，就是当年的
“许记法西斯式集中营”所在地。现如今变成了“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分“南政班”和“舟嵊班”。“南政班”军师以上学员：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和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吴健、副部长赵树湘，保卫部长何林兆，青年部长季遐年、副部长孟祥海，群工部长丁华国等人。“舟嵊班”军师以上学员：舟嵊要塞区第二政委铁瑛、第三政委丁锐、副司令员沈萍（原军区炮兵参谋长，喜欢摄影，和我很熟）等人。“舟嵊班”在马路对面，有洗澡堂，我们去洗澡时，有一次见到铁瑛，没精打采在晒太阳。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整就是八个多月。史景斑和部长们，“批资总部”勤务员等人是重点的重点。凡是重点，不能回南京，不能离开营房一步。“学习班”上，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精神恍惚不可终日。史景斑少将最惨，八个多月来，要他顿顿饭后打扫大食堂，夏天满头大汗，冬天一身冷汗。许世友不时来训话。有一次，他杀气腾腾地说：“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的，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我到北京，去看望林副主席，你们要打倒我，中央要提高我。”很显然，这是许世友自己伪造的先斩后奏生杀特权，用来吓唬老百姓的。
“学习班”中途，许世友命令20军在浙江省革委会“支左”的军代表，朱后年、孟昭玉速来“南政班”接受批判。许世友还不解恨，又命令20军沈云章副政委速来“南政班”。组长李静波对我说：“20军沈云章要来我们组。”要我让出下铺，睡上铺。后来不来了，不知何故。毛主席指派20集团军、空五军，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听从周总理的指示。浙江的两大派，“省联总”、“红暴”，毛主席、周总理都有评说。毛主席说：“红暴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张永生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总理还要周建人介绍张永生入党。
1967年2月12日要召开批判江华大会。江华警卫员把江华秘密送到张永生那里，张把江华藏在美院的小楼上，并报告总理，说：江华生病了。总理考虑到安全问题，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到北京治病，要张亲自护送。张把江华从楼上背下来，江跪下来向张道谢。张冒着风险，在到处戒严的情况下把江护送到嘉兴机场，才知江华是装病。由于张永生保了江华，使江华在“文革”中没有受到过批判。可是，江华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竟然恩将仇报，把张永生打成“现行反革命”，冤狱33年。张坚持不穿囚服、不剃光头，被狱警用电警棍强行塞进嘴巴，致使满口牙齿被打光。现如今，无工作、无住房，弄得家破人亡。这是真实的历史。
阴险毒辣的学习组长李静波，突然召开全组会议，传看一张废报纸，上面写了“无寿无疆”四个字，我一看是我的笔迹。宣传部秘书张玉琪记录，逼我交代是攻击毛主席。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狂热之时，突如其来的政治诬陷“攻击毛主席”，好像天要塌下来了，脑子一片空白。当时，我被整得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怎么也想不起“四个字”的原由。天天逼我交代，逼得我快要发疯了。由于心里万分憋屈，常常躺在草地上流泪，真想一死了之。
“南政班”有人自杀了，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在早操时宣布：“畏罪自杀，开除党籍！”了事。想来想去自己死了是解脱了，得到的是“畏罪自杀”，更苦了亲人们，才打消了死的念头。其实，他们早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回事：讲师冯勃从南京回学习班，说他爱人单位有人写大标语时把万寿无疆错写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事后，《解放军报》驻军区记者蒋乃修问我，冯勃说的是怎么回事？因忌讳说出“无寿无疆”四个字，我就在废报纸上写了“四个字”给他看。事隔数月后，就发生了上述一幕。到北京学习班，高岳言告诉我“四个字”的真相，说：“幸亏你想不起来没有承认，蒋乃修给你作证也不行，反而要审查他，学习班还作了要逮捕你的准备哩！”许世友说他有生杀特权，说不定让他给毙了也难说，许世友早就想杀人了。
1969年3月，百水桥“南政班”、“舟嵊班”、“上警班”，党中央命令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学习班”领导早就知道这个命令，突然宣布我被“解放”，准许我回南京三牌楼大院休息几天，老伴见到我直流眼泪。她说：“八个多月来听不到你们的消息，看你整个人都畏了，人有点浮肿。”我说：“能够活着回家就不错了，在‘学习班’好象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
“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人马浩浩荡荡乘火车北上。在南京站月台上传达了许世友、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在车上真有被解放的感觉。车到天津站时，早有预定好的“狗不理”包子和高汤等着大家吃。车到北京站，月台上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欢迎“毛主席请来客人”。饱尝“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残酷折磨的人见了此情此景，眼泪潸然而下。还是那句话：“金水桥暖，百水桥寒！”
中央办的学习班，在总后勤部大院。中央联络员说：“学习班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计划经毛主席圈阅”。联络员传达了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搞多中心的指示：“‘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主席又说：“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联络员说：“你们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块钱。”那时候的物价很便宜，一桌十个人，可以吃到海鲜。
“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毛主席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受到批判。史景斑副主任挨批的位子，让给了另一位专门会整人的副主任符确坚，他成了许世友推行“多中心”的替罪羊。
毛主席对待两派，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学习班请来了南口机车车辆厂两大派代表，讲述消除派性的故事和经验。其中一位女工讲述她两口子不是一派，家里的东西都画上派的记号，对方绝对不能动。学员们听了都哄堂大笑。
中央办的学习班，要大家不同观点的同志搞“一对红”。在百水桥挨整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都是高姿态，没有为难整过人的同志。经过四个多月学习，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销毁了百水桥学习班整人的材料，增强了团结。五一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焰火
。5月18日，游览长城。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我在楼下右面18排，舞台就在眼前。领先出来的是陈老总，除个别中央领导外，都到齐了。我的位置看毛主席很清楚。
回南京后，李书和立即把北京学习班的情况向许世友汇报。按理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体会毛主席对他的苦口婆心。但他仍是反其道而行之，许世友又一次搞他的“多中心”，不承认中央学习班消除派性的成果。立即在军人俱乐部召开政治部机关大会，拍桌子、瞪眼睛，大骂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是个特务；大骂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是个骗子，廖政国说他自己从小放牛，其实是个中学生；大骂政治部新闻科长孙浩月，在中央学习班说什么“金水桥的饭好吃，百水桥的水难喝”。听了许世友大发雷霆的讲话，一句话：准备“炒冷饭”、“翻烧饼”！
许世友就是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他早忘记了我们离开南京时，在月台上传达他和杜平的指示：“到北京好好学习，一切听党中央的。”结果，还是搞他的“多中心”，一切听许世友的。
政治部通知，各人回“四大”前的工作岗位。我立即下部队到长江大桥、中山陵别墅的警卫部队等三个单位采访；到南京（镇江）炼油厂，采访一位长年驻厂军代表的先进事迹。《解放军画报》以《老八路作风代代传》为题，很快就刊用了。
1969年8、9月间，许世友又一次大批清洗干部。把受到毛主席批判的“倒许乱军夺权”提高为“反党乱军夺权”。开始大批处理所谓“倒许”的干部。命令我一周内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正要起程又突然作复员处理。宣传部副部长吴甲申找我谈话：“你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今后填表不能填‘革命家庭’了”。此时，姑父郎玉麟（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长）原单位山西省交通厅专案组找我谈话，说我姑父不是抗日的，是“土匪部队”，要我提供情况。我说：“海军中将彭林是老红军，是‘郎部队’的党代表，难道他也是土匪？”我的父辈们，都是“叛徒”、“土匪”，我的日子还会好过吗？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出版了一个老红军和他的战友在浙江抗日的故事《潜龙归海》一书，写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浙江大地上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2006年12月17日，晨7点20分，姑父郎玉麟与世长辞，享年96岁。
写诗一首缅怀姑父：七律•忆姑父郎玉麟
浙西淮水逝悠悠，惊闻噩耗热泪流。
游击浙西抗日寇，纵横苏鲁歼蒋魔。
坎坷一生亮高风，更留肝胆沥丹枫。
九十六年苍松劲，潜龙归海战旗红。
侄儿 陈时秋2006.12.19.
1969年9月，我被非法复员处理。为什么说是非法呢？80年1月，中央发了［80］3号文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错误地将41万军队干部做了复员处理（随同回籍的家属约二、三十万人）。其中还有8万多名经受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他们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
总政规定：建国前参军的不属复员之列。我被复员处理完全是许世友、田普干的。田普原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许世友让她穿上军装，还非法当上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没有任命），部长杨映雪都要听她的指挥。这和封建制度“封妻荫子”有什么两样？表现了封建家族式的专制，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妇当作囊中之物。把所谓“倒许”的都作复员处理，背离了党的干部政策。这是命令我到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报到，又拉回来作复员处理的主要原因。
人们决不会知道，就是这位女副部长，1967年秋天，给中央文革写了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揭发信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总理。总理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随后，由任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都圈阅了。这就是许世友夫人、“许办”主任兼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的“好事”。田普诬告谭震林案以及搞“以许划线”造成的很多冤案，按照“三种人”的标准，为什么不追究？共产党人难道也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时并没有人逼她“说违心话”诬告谭震林！此事，如果发生在我的头上，可想而知，许世友早把我逮捕法办、牢底坐穿了！
复员规定，那里参军回那里去。我是浙江安吉县人，老家无家可归，父亲一家七口人都在北京市工作。最后，政治部派人把我安置在《杭州日报》社，四级工（47元）任摄影记者。
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6000元复员费卖断了。我含着热泪领出复员费。想来想去是许世友夫人田普穿上了军装，我才被他们扒掉军装。虽然脱了从小穿着的军装，工资少了一半多（原96元），但我仍然拼命地工作，想把部队整人的事情尽快忘掉。
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南堡大队，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一棵苦楝树。我随同记者组徐汉波等三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风餐露宿，按时完成了摄影画刊任务。为采访农村小型水电站，只身到淳安县高山区，身负沉重的摄影、灯光器材，爬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按时完成了任务。在工业方面采访先进，杭钢、杭玻、杭氧、杭丝联、杭州发动机厂、杭州缝纫机厂等单位，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轮到夜班，我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夜餐两角钱的阳春面吃得很香甜。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照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杭报的日日夜夜，发扬了部队战地记者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在杭报的这段历史，有杭报的版面给我作证。
2005年月10月30日上午10点30分，我准时参加了杭报50周年老报人茶话会，与查淼顺、余洪、徐汉波等老记者以及转业干部任振泰相见，感到分外亲切，非常高兴。徐汉波说：他写的回忆录中，写了报道南堡大队的详细实情，这个典型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当我翻阅《春华秋实五十载》，曾经在杭报工作过的员工名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大概是某些人现在还受派性影响，有意抹煞我在杭报这段历史，怪不得有些人装做不认识我。
后来，我从《杭州日报》被借调到省委报道组，完成《人民画报》的约稿：《浙江粮棉跨‘纲要’》。为突出主题，表现浙江大地的园田化水平，“安2”飞机两次起飞到嘉兴曹庄一带航拍，《人民画报》刊登了八个版。后来，《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约稿，要报道农民姜汝旺学哲学，工农兵上大学的事迹。接着，广州交易会筹备，摄影、布置展厅任务很繁重。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领导要我担任主要摄影任务。我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此，我被正式调到省政工组宣传办公室，成立摄影办公室。万没想到，一个飞来横祸又降临到我的头上。
（七）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1971年2月28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我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查、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自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在历史上许世友要扇毛主席的耳光，带枪去见毛主席，打你史景斑那是小菜一碟。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蔡佩莹（电影《红霞》女主角、江苏政协委员）、独唱演员李惠兰、演员修蕴、王建修、陈家骏、夏小明、李源、贾佩华等三团二队一批人员都被逮捕入狱。
我姑父郎玉麟的老部下、我的挚友赵玉祥大尉，被复员在南京变压器厂当工人，又遭到劫难，关押在娃娃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狱号“3002”号。监狱看守要他跪下读监规，被赵玉祥拒绝了，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凶神恶煞的监狱长、监狱指导员，都是60军来的。一位看守对指导员说：“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为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赵玉祥被反手铐住，一铐就是七天，生活不能自理，都靠犯人们的帮助。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100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文中又说：“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的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世友叹道：“‘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查出“5.16”的人数共计13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
2007年11月，《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记实文章《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
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1971年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七）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1971年2月28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我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查、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自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在历史上许世友要扇毛主席的耳光，带枪去见毛主席，打你史景斑那是小菜一碟。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蔡佩莹（电影《红霞》女主角、江苏政协委员）、独唱演员李惠兰、演员修蕴、王建修、陈家骏、夏小明、李源、贾佩华等三团二队一批人员都被逮捕入狱。
我姑父郎玉麟的老部下、我的挚友赵玉祥大尉，被复员在南京变压器厂当工人，又遭到劫难，关押在娃娃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狱号“3002”号。监狱看守要他跪下读监规，被赵玉祥拒绝了，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凶神恶煞的监狱长、监狱指导员，都是60军来的。一位看守对指导员说：“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为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赵玉祥被反手铐住，一铐就是七天，生活不能自理，都靠犯人们的帮助。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100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文中又说：“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的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世友叹道：“‘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查出“5.16”的人数共计13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
2007年11月，《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记实文章《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
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1971年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七）第二次劫难 许世友草菅人命
——被南京军区政治部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分子。许世友在无锡讲话，传达林彪1971年2月28日对清查“5.16”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5.16”，一个也不能漏掉。”
我早就听说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骇人听闻的故事，仍然是搞“以许划线”，把所谓“倒许”的都打成“5.16”分子。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都受到审查、逮捕。“红色恐怖”又笼罩着江、浙、皖、沪以及全国各地。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又难逃其厄运。文中说：许世友“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亲自审问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许世友盛怒之下，“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也打掉了。”这位还俗的少林高手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在历史上许世友要扇毛主席的耳光，带枪去见毛主席，打你史景斑那是小菜一碟。史景斑将军挨整期间，史夫人和三个女儿，都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史夫人的尸体。史景斑得到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必成是司令员。按许世友的说法，他们两人都是我的黑后台。
红色军械专家、国防科委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李仲麟将军，被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单间牢房。李将军被关押不久，因高血压中风，他撑着趴到牢房门口撞击牢门，被看守听到，送医院抢救才免一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将军被隔离审查，……。
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蔡佩莹（电影《红霞》女主角、江苏政协委员）、独唱演员李惠兰、演员修蕴、王建修、陈家骏、夏小明、李源、贾佩华等三团二队一批人员都被逮捕入狱。
我姑父郎玉麟的老部下、我的挚友赵玉祥大尉，被复员在南京变压器厂当工人，又遭到劫难，关押在娃娃桥监狱长达三年之久，狱号“3002”号。监狱看守要他跪下读监规，被赵玉祥拒绝了，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凶神恶煞的监狱长、监狱指导员，都是60军来的。一位看守对指导员说：“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为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赵玉祥被反手铐住，一铐就是七天，生活不能自理，都靠犯人们的帮助。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既紧张又滑稽的怪异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惟恐落后了被怀疑或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5.16’分子才有安全感。”“江苏省和南京军区到底错整了多少人？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有二、三万人之多。仅军职以上的领导干部，先后有100人被打成了‘5.16’分子，或者与‘5.16’有牵连的嫌疑分子。”文中又说：“那么多领导干部被咬，闹得人人自危。”南京流传的顺口溜：“‘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我老伴的小弟刘栋，是南京仪表厂的工人，被打成“5.16”，成了伤残人。《近看许世友》文中说：“混乱不堪的‘清查’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许世友叹道：“‘唉，上当了！’马上找杜政委商量补救办法。”
江苏省和南京市清查“5.16”的特大冤案，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文中，不得不像蜻蜓点水一样披露一点，并有意隐瞒实情，把江苏省和南京军区清查出“5.16”的人数共计13万多人，说成只有二、三万，隐讳了整十万人。清查“5.16”运动，实际上是在军队干部的主持之下，把革命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整成“5.16”，本质上是执行对“文革”造反派的秋后算帐。
2007年11月，《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刊登潘祝平同志撰写的记实文章《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摘要如下：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
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
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
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经过“春季攻势”，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到1971年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是“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其他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公检法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有人说：“有一意孤行的领导，必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军内，许世友最相信保卫部副部长李书和汇报的情况。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政治部大批抓人时，李书和汇报一个抓一个，汇报十双抓二十，被提为正部长。在军外，许世友最相信军代表、省革委副主任吴大胜汇报的情况。江苏清查“5.16”时，《近看许世友》文中说：“吴大胜报什么许司令批什么。不管涉及什么人，吴大胜一报上来，许司令就批示他抓起来审查。吴大胜也为难，当面又不敢讲，怕许司令怪罪他‘右’。结果是抓了一批，又抓一批，像滚雪球，被审查的人越来越多。”李文卿曾对吴大胜说：“这样搞危险哪！‘好派’抓了，‘屁派’也抓了，再抓该抓到你了！”江苏两大派的头头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学生，“红总”（好派）头头文风来被整死；“八.二七”（屁派）头头曾邦元被整得死去活来。吴大胜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轻轻松松、轻描淡写地检讨说：“对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没有严肃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没有制止”，“搞乱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一贯做后勤工作的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
1972年10月下旬，在南京军区清查“5.16”已“上当了”的情况下，浙江省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是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来函，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由省军区军代表、宣办副主任田传箴和宣办干部郑汝培为专案组，同时受到派出所的监控。
过去在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说我反林彪，现在要交代和林彪有什么关系。大概是我曾说过，我父亲住在北京市西四人大常委会宿舍，楼下住的林彪卫队，我从来没有和卫队来往过，只是进出大门而已。真是捕风捉影。
《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许世友向毛主席写检讨：“我看过林秃子几次，和他照过一次相，要警卫员打野鸡、野兔送过他。”许世友和夫人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林彪儿子林立果选美，南京军区谁跑得最勤？许世友要和林彪攀亲家，大家都知道。
请读一读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如何？1970年8月23日下午，全会开幕，林彪作了讲话。所有的人都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连放两遍。25日上午讨论时许世友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象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陈励耘说：“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时，许世友也大声地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参见师东兵：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谈话实录）
按常理，“林副主席”上了《党章》，尊敬他有什么罪呢？同理，“四人帮”都是毛主席圈定的人，尊敬他们有什么罪呢？只要不是搞阴谋诡计，应该是无罪的。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违背常理的，都是搞极“左”，搞形而上学。
宣传部专案组还要我交代，为什么写信给南京军区司令部复员在“上海无线电五厂”的于定，要他对抗“5.16”审查。一个中共党员，写信给另一个中共党员，要他有冤屈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错呢？事后才知，于定的哥哥是万里副总理的秘书，于定一家四口人被调到北京，调出许世友的势力范围圈。于定同志被分配要害部门，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理处处长。
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沈阳、昆明、福州、济南等军区列为争取力量；而单把广州、南京军区列为争取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主席此举的目的，是抑制新军阀的产生。
毛主席提议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反革命’。”
毛主席这段话，好似针对着许世友说的。我只是奉命写了一张大字报，引起连锁冤案，被许世友、铁瑛，戴“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大帽子，被开除党籍。这些莫须有“罪行”，决定了我的一家悲情人生。
许世友暮年，离开了广州军区，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居住（孙中山先生儿子孙科的公馆）。院内草坪开阔，花树繁茂，围墙四周种植长剌的“鬼见愁”。可是，他怕南京的人民群众，深知他借军委“八条命令”大批抓军内外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他坐镇清查“5.16”分子期间，进一步制造“红色恐怖”，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欠下了13万多人的血泪债。为此，他自己设计，在园中修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碉堡，警卫班在上层岗楼上可观察到园内外各个角落。一位大军区司令员的公馆戒备够森严了，可是，许世友还不放心，还要自己设计造碉堡。我想，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了。一位共产党的军事高官走到惧怕人民群众的地步，真是可悲！
8号别墅占地几十亩，自许世友搬进后，将草坪挖掉，种植小麦、高粱、玉米、红薯和蔬菜。盖起了猪圈、兔笼，原有的三四亩池塘饲养鱼类。劳动者就是警卫班。许世友当起了“土地主”。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归国省亲，想看看乃父孙科的旧居。孙女士旧地重游，仔细地看了一遍，看到院子被搞得面目全非，弄得哭笑不得。
许世友晚年的生活非常悲惨，除了午、晚餐两顿都喝茅台酒外，感到很孤独，很寂寞，老伴田普分居在无锡，一个儿子在新疆服刑，加上痛风、肝癌病的剧痛折磨，真是生不如死。1985年10月22日，因肝癌，许世友溘然长逝，终年80岁。消息传出，南京市不少人民群众喝酒、放鞭炮。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
回想在“文革”前夕，叶剑英元帅住在8号别墅，检验20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的图板作业水平。我和《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栾保俊，《人民前线》报记者高丕忠在8号别墅采访。突然许世友赶到，对叶说：“我刚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一下飞机就来看你，你明天不能走，留下来吃狗肉、喝酒、跳舞。”叶帅说：“好说、好说。”没想到8号别墅成了许世友的归宿。
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不得不给浙江省政工组来函：“查陈时秋同志‘5.16’的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整人的人多轻松，一纸公文就解脱了。可是，这件事远没有完，整我“5.16”的材料，却成了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头条“罪状”：
“1972年10月下旬，鉴于陈时秋在南京军区所犯严重错误，经省委政工组党委决定，对他实行停职审查。”专案组复手为云、翻手是雨，明明“5.16”是冤案，却变成了“犯严重错误”。同在宣传办公室工作的原《光明日报》社记者高正生，也因“5.16”问题受审查，想不通，从办公大楼五楼跳下，一命呜呼！他一死是解脱了，再不要受煎熬了！可活着的亲人们还要面对更加痛苦的生活。事实证明，清查“5.16”，根子还在林彪，许世友搞扩大化，我又是受害者。
由于“支左”军代表大批调走，政工组党委决定宣办增加五名临时负责人，当商景才在宣办宣布时，才知有我的名字。我的任务是：继续搞好摄影报道，抓好全省摄影工作；经支部大会选为委员、副书记；负责《宣传通讯》审阅；参加政工组“批林批孔小组”；协助严永洁（省委书记谭启龙夫人）从中央文化部领受的文艺批判等工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完全按照中央、省委、政工组党委的文件、指示办事，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1975年7月下旬，省委调我到舟山定海本岛马目“学习班”学习。到大华招待所报到时，看到都是同观点的，大家都思想不通，认为不符合中央［75］16号文件的规定，“办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拆墙、填沟、解疙瘩的学习班”的精神。都是一种观点，怎么拆墙、填沟、解疙瘩呢？要求省委作出解释。省委不予理睬。“学习班”设在马目公社北岙大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是省广电局领导周林同志，他是浙江省第一任纪委书记，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其他有广电局记者徐运灼、宗伯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陶汇章，《浙江日报》编辑杜勇进，省法院审判员余荣夫，火车司机谢志明，杭钢工人张小定，汽车厂工人孔汉茂，杭大学生李显通等约二十多人。后来为做做样子，派来一位“省红暴”派的农民伯伯张来根，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学习、劳动、看病无人问津，只好推举一人找大队联系劳动事宜。还听说调拨了木料做床盖房子，要长期在那里生活。因马目公社地处定海岛的最西北角，当地群众称为“西北利亚”。很自然，发牢骚时大家说到这里是充军、流放。事也凑巧，马目的西南面就是金塘、大榭岛。回忆起参加舟山战役时，从炮队镜中可以看到蒋军固守马目的活动情况。想不到自己被充军、流放到马目岛上来了。经过三个多月的无人管理的所谓“学习班”，只有靠自觉，自己学习、自己劳动。11月初，“学习班”集中到地委党校，集中揭发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永生的问题，要上纲上线到“反党、篡权、复辟”。据说，张永生入党是周总理委托周建人老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浙江省委常委、鲁迅先生的胞弟）做张永生的入党介绍人。浙江在“文革”期间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周总理的指示和直接过问下解决的。难道是周总理怂恿张永生“反党、篡权、复辟”？所以，我的思想认识上不去“反党、篡权、复辟”这个纲，问题就揭发不出来。
历史已经证明，究竟是谁在反党、篡权、复辟？！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要求开会哀悼。坐镇马目“学习班”的领导商景才不同意，只好作罢。我心灵深处默默念叨：敬仰的周总理一路走好。回想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念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的批示，并代表党中央为我们平反，打心眼里敬重总理的为人。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一个一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家。他坚信，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是为了防止今后在中国重蹈苏共出现修正义的覆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保证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浴血奋斗，流血牺牲而得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重病染身，巳是风烛残年的毛主席，依然鞠躬尽瘁地为中国的前途在日日夜夜辛勤操劳着。
1974年，毛主席诗词一首：诉 衷 情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之东流？
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是毛主席暮年追求的目标。毛主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央文件》1976年第4号）
1976年6月1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沒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268页）。
毛主席这些谈话，是他老人家的泣血心声！振聋发聩！读后让人感悟很深。再回头重读毛主席在“文革”前夕1974年写的诗词“诉衷情”，就全都明白了。
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周总理走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4秒，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主席走了！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走了。”
1976年9月12日，21点7.55分，朱德总司令也走了！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开始了毛主席所担心的“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八）第三次劫难 铁书记铁面有私
——被浙江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新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中说：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子，叫我去办。……。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在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乔冠华回到祖国时，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
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在全国上下，特别在浙江省，在省委书记铁瑛的主持下，以一派清查另一派的非法做法，开始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清查运动。
1976年12月15日，省委宣传部对我执行隔离审查，关押在浙江展览馆三楼讲解员休息室，多次拉我到宣传部批斗。为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出主意：“要从‘攻击性言论’入手才能搞出问题。”于是，专案组长谢兰生为头儿的七、八个人，多次在展览馆小会议室开会，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我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逼得我精神恍惚不可终日。谢兰生不甘心，非要逼我交代攻击华主席。我恍恍惚惚地说了句：“华国锋是个傀儡！”
谢兰生为头儿的专案组，算是达到了逼供信的目的，从此不来找我了。
省委宣传部专案组，还从被审查的毛杰、刘士华、周靖、张高星等同志那里，搞到我的所谓“攻击性言论”。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达到了要逮捕我的目的。纪登奎副总理曾经说过：“专案组的工作我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1977年6月10日，经省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我逮捕打入大牢，羁押在过去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米市巷看守所。6月14日，在体育馆召开两千多人的“从严批斗大会”，剃光头、挂大牌，气氛严酷，一片“红色恐怖”。专案组组长谢兰生代表省委宣传部发言，罗织了“十大罪状”，能致人于死命。
（1）“恶毒攻击伟大导师毛主席。”专案组指供告诉我：说我去值班室，周靖一个人在，说我看看墙上毛主席像问周靖：“毛主席洞察一切，为什么连江青也看不出来？”这是搞逼供、指供弄出来的材料。谢兰生批判说，毛主席这么这么看清江青，这么这么看清江青，……。
（2）“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指供告诉我说：有个人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华国峰当总理，张春桥没有当上？说我说，“华国峰当总理老帅们通得过，张春桥当总理老帅们通不过，华是中间偏右的人”。谢批判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诬蔑我们的大救星、英明领袖华主席是个大右派！
（3）“为右派翻案。”说我为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秘书吕清滨翻案。“文革”中，吕清滨夫妇上访政治部来信来访接待室，支部要我去接待。吕说：原宣传部长的前妻山东大嫂（离婚不离家），带着孩子来找部长，讨要孩子的抚养费，因部长入城后另有新欢，不接待她（活脱脱一个陈世美）。吕说：我这个秘书不能不管，给她们在招待所住下。事后，向部长提出意见，部长怀恨在心，利用“反右”的机会，将我整成“右派”。我表态说：材料我收下，你说的情况是一面之词，“文革”中不能搞“右派翻案”，“文革”结束后你再来吧。这是“为右派翻案”吗？可在当时听到“为右派翻案”是很吓人的！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我晕厥过去。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杭钢老干部张树森、铁路工人谢志明。事后，我对看守所陈所长说：“从严批判大会”上宣传部的发言，“十大罪状”都是政治诬陷，都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张冠李戴、胡编乱造的。所长说：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啦！你自己要实事求是，想开一点。我说：宣传部不是群众组织，说话、做事要负责任的！
谢兰生整人有功，荣升为省政协秘书长，还嫌官不够大，向省委要更大的官。可是好景不长，得肺癌去世了。呜呼哀哉！
6月30日，《浙江日报》摄影记者谭铁民一伙也来凑热闹，再踏上一只脚！在米市巷招待所召开浙江省摄影界会议，把我拉去批斗。会上的批判发言，也都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发言。比如，毛主席号召唱两首歌：《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省影展缺这个题材，我立即和汪建安（原27军摄影干事）赶到杭钢、杭一棉，拍摄唱两首歌的彩色照片，《把炉火烧得通红》、《一切行动听指挥》。会上批判说这两幅照片，“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那天，天下着瓢泼大雨，雷电交加，雷声、闪电声，压倒了批判声，好似苍天老爷在给我鸣不平。时隔不久，谭铁民老婆提早“开放”，跟人家当“二奶”去了，老谭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含恨离开了等待他升官发财的年代。阿弥陀佛！
毛主席说：“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杭州是人间天堂，我却下了人间地狱。在狱中三易春秋，使我认识、体验到《中央“5.16”通知》中所说：“……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铁窗生活的滋味，使我大开眼界，使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是怎么回事。这对我更深一层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我无非是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看真实的历史记载，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
原国防科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四届人大代表，恽仁祥撰写的《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文中说：
……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一派，两派间的唇枪舌战，也是关键的一战，两派几乎人人“上战场”，在此仅介绍几个关键人物参战情况。
这一派斗或内讧，从1976年10月7日起，即两派联合抓捕了“四人帮”而接着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汪东兴、叶剑英精心按排下，以武装压阵，谁持反对意见就抓谁，而“通过了”他们抓捕了“四人帮”的行动，并决定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为止。其性质，属于两派联合宫庭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后，两派分賘不均、也不可能均而引起的。关于那次政治局会议武装压阵的详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武装压阵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特色”的会议。
汪东兴自政变后华国锋当了“英明领袖”，为了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宝座，以兑现华已承诺他自己在十一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活捉江青等人以后，所谓揭批和清查和‘四人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东兴总担心他竭力要保护的这个领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日夜担心江青的保护者们会在一个晚上造起反来，所以预定了用三年的时间把被称之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统统揪下台，赶出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给予清洗。”（参见《汪东兴传》第200页）。
恽仁祥：“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
不久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
大小会上重点点名批判汪东兴：“你汪东兴以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年就觉得了不起，……。我们这些老家伙，……，（对你）不了解吗？你过去和现在你在毛主席身边，不就是当个警卫吗？而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参与重大机密！哪个不是和毛主席同起同坐地在一起研究大事！要是论起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来，我们那个不比你强？……”、“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坚定，好像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其实还不是一个骗局，你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难道就没有（做）手脚？毛主席难道真的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毛主席难道真的授意过你们粉碎江青一伙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指示难道都是像你们说的那么样，你们就没有修改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你们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信任你们的话难道没有假，这些问题大家都不和你们计较，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嘛，……”。
华国锋在场一言不发。
“……。你（指华国锋）太自私了，你为了你自己落好，自己的安全，……。你以为你这么样能保住自己吗？错了！你在一些人看来，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亲手把你提拔和重用起来，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当上党和国家领导，竟然把毛泽东的一家抓的抓、关的关、批的批、压的压，人家才认为你是最大的两面派和阴谋家呢。对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小人，谁还敢和你相交？汪东兴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念头都有了……”。……叶剑英对华、汪二人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能批了。因为几乎‘四人帮’所干的坏事，毛主席都点过头。我仔细地查了一下，‘四人帮’几乎没有不经过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欺骗了毛主席，所以华主席说的四条恐怕还得作一些修改才好。”
对此华、汪一派大发议论。
陈永贵：“真不像话，毛主席刚刚去世，他们就要这样干，真像赫鲁哓夫一样了。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作那个秘密报告了。……，如果我听到那个报告，我将是第一个站出来骂他们狗日的！”
吴德：“原来我们总是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在诬陷邓小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家那一条是诬陷他？那一条没有被事实所证明？”
纪登奎：“现在看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吃不开了，中央是要开始执行刘、邓路线了吧？那我们这些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怎么办？一个个都被邓小平们批了个一塌糊涂，现在‘两个凡是’的帽子快和反革命的帽子一样了，扣在我们头上压得直不起腰来”。
华国锋：“我也挡不住了，现在政治局里邓小平那些人已经占了多数。只要邓小平他们一提建议，大家就都跟着响应，我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原来你们说我是傀儡，我还不服气，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讲，我连傀儡也不如了。现在人家已经从经济工作上尽找我的毛病，说不定还真要把我赶下台了。”（以上参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汪东兴传》第254至422页）。
对我的拘捕是秘密进行的。1977年6月10日上午，省委宣传部专案组张耀洲陪同省公安局，从浙江展览馆隔离室把我铐走，羁押在米市巷看守所，我老伴立即被隔离审查。两个多月以后的8月17日，才发出《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不让家属探视。“政治犯”的待遇极差，单身囚禁，无人说话，伙食极差，没有澡洗，且一年多没有放风，见不到阳光。看着双手雪白雪白，只有苦涩的泪水伴我艰难度日。坐牢坐牢要坐得牢，老是想出去是要发疯的。我思想上准备坐十年牢，甚至会更长。这不足八平米的监房，要和我长期共存，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要改造生存环境，因为，米市巷看守所过去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年代久了水泥墙上都是痰渍。所以，要把水泥墙、蹲坑的很多痰渍去除干净，心情也好多了。为了能把牢底坐穿，我开始锻炼身体，每天在监房内原地跑步，等微微出汗后，擦洗冷水澡。
我还自娱自乐，哼唱几句《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戏：“我好比笼中鸟……”；“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流，……你杀刘备不要紧，他弟兄闻知怎肯罢休，……。”
在狱中整天写交代，只好把过去写的材料重复默写一遍。材料写完了，开始自学英语。有的时候玩弄玩弄监房内另一种动物，蚂蚁。更多的是常回忆起跟随父辈们，到新四军部队南征北战的情景。这种回忆，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剂，也是驱散愤懑、委屈、忧郁的最有效灵丹妙药。
在狱中，先后有人精神失常了，省委组织部的范波同志，原地跑步不肯止；省文化局的杨明，喃喃自语，被反铐吊起来，再加上脚镣；……。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说浙江是“四人帮”的“重灾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组织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因为他深知，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周总理曾在一次接见中说过：“浙江的问题我必须直接处理和过问，原因有二：其一，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蒋介石的老巢，是与美蒋斗争的前哨阵地；其二，浙江是我的祖籍，按辈份排起来，周建老是我的叔叔辈。”
有一天，我被提审了一整天，要我详细交代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和秘书冯仰澄同志的关系。为此，专案组定我罪中有“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这一条。
铁瑛为了搞出周老和“四人帮”的所谓“关系”，因铁瑛的手还钩不到副委员长，只好把冯仰澄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整期刊登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为什么对“政治犯”如此暴虐？还要“株连九族”？宣传部《宣传通讯》编者按作了注解：“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投入这场斗争。就是这个铁瑛，当年呼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比谁都响亮；还几次三番地恳求冯仰澄托关系，给他引见王洪文。
有一次，原来同我在新闻科工作的张文龙，也来捞点稻草。此人没啥本事，可他专会整人、充任打手。后来到温州军分区当政委、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但好景不长，怎么年轻轻的就死了呢？
当时，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做不少官样文章，三令五申连连在《人民日报》刊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和大量重要文章，强调清查工作要十分注意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可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并不执行。以下仅举七例：
（一）、1977年10月6日，我被捕后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指出：“清查工作要抓紧。要注意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会辩证法，……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1977年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用上述社论为主题，出版了《宣传通讯》第14期，编者按就是不引用社论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同“群众组织”小报一个样子，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刊登权威单位的大批判发言。白纸黑字，多处点“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XXX办公室”成了国民党特务那样的联络点。我父亲是个“笔杆子”，仰慕鲁迅先生，只是看望了一次鲁迅先生的胞弟周建人老人，何罪之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种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的发言，难道是“坚持按照唯物论辩证法办事”？
（二）、197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强调指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就要正确对待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我们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省委铁瑛书记（政委）在清查运动中，接过许世友“以人（许）划线”的接力棒，一开始就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运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对着干。省委、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采用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法西斯手段，还要“株连九族”。如此严重的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诬陷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按照《刑法》找不着“罪行”的情况下，还要“从宽处理”。在严重违反《党章》程序下，开除我的党籍。把浙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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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号文件塞进我档案里，至今不给本人见面。这不是政治迫害又能是什么？许世友、铁瑛，想一手遮天，用违反党纪国法的手段，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可党的传统干部政策的阳光，还是照耀到我的身上。我虽被铁瑛等人强行开除党籍！但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离休干部、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
（三）、1979年1月4日至22日，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委员九十七人出席了全会。
同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全会《通告》并发表社论。《通告》强调指出：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必须严格地实行这个原则，不能把它仅仅挂在口头上。……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限。……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一种野蛮手段，……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作法。……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问题，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
铁瑛对陈云主持召开中纪委全会，发出的《通告》视而不见。《通告》第四、五项强调指出：“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正。”
（四）、1979年3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使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成为路线斗争的新典范》指出：“对人的处理，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近些年来，干部所犯的错误，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犯错误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根源，作出正确分析。不但要团结95％，而且要争取团结98％、99％以上，最后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全党的目的。”
请问铁书记，你清查工作中做出了什么“新典范”？还不是继续推行许世友整人的那一套！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反革命罪”要货真价实》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决不允许像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样，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决不能凭某个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在全省整了400多万人，难道不是“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悲剧重演”？所以，宣传部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等少数人，有恃无恐，敢于违背《通告》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导致新的冤假错案的不断产生，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许世友、铁瑛都是大人物，他们的一句话，能致人于死命，我被打成“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
（六）、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各级纪委要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严肃性》，报道：中纪委召开纪律检查工作会议，研究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为着克服派性，必须强调看实际行动，用实践来检验人们是按党性办事，还是按派性办事。……对那些至今仍然闹派性的人，……对那些坚持不改的要以违犯党纪论处。”
“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都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但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互相厮杀！毛主席对于两派斗争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派性问题在“文革”后期已基本消除。例如：南京百水桥“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北京金水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比较，最能说明问题。
在清查运动中，铁瑛采用一派清一派，一派升天、一派坐监。对一派采取：除恶务尽，斩尽杀绝，一个不留的非法手段。致使“现行反革命”抓了一大把，有的被逼疯、逼死，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枪决。而“正确派”中有些人得到步步高升，包括铁瑛的秘书方文。现今，当上了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的梁平波，还是1966年8月26日带头炸毁了岳坟，还要砸毁千年古刹灵隐寺的打砸抢分子。幸亏有张永生组织了约3000名教师和红卫兵前往保护灵隐寺，并向周总理报告情况。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世界闻名的宗教胜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其暂加封闭”。后来，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杭州时，周总理指示，灵隐寺专为亲王开放一天。保护灵隐寺的张永生，倒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重刑，冤狱33年。受铁瑛青睐的像杨秀珠那样的极端腐败分子，当上了省建设厅副厅长，洗钱逃往国外。这是她自己暴露了，有些人虽然暴露了，包括方文，却被有关上级保护起来了。“正确路线”、“正确派”不是自封的，同样要用实践、历史来检验。
（七）、197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文章强调指出：“对案件全部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决不许草率从事或主观臆断，更不许弄虚作假。”
许世友坐镇南京，清查“5.16”整了13万人。铁瑛坐镇杭州，仿效许世友搞“以派划线”，在清查运动中整了400万人。清查中完全不顾事实，都是靠主观臆断、弄虚作假、罗织罪名、锻炼成案，还要“株连九族”。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确凿证据吗？绝对没有。铁瑛抓了那么多“反革命”，土牢冤狱比比皆是，进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疯，还要株连无辜的家属孩子和亲友。到头来有哪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我一家三代人深受其害。难道清查运动，可以无法无天吗？铁瑛不执行中纪委《通告》、《人民日报》社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文章，把人往死里整才有罪哩！
我被隔离、逮捕，三年后才知道，宣传部对我搞“株连九族”真是一等。我被捕后的当天上午，宣传部、公安局抄了我的家，拿走我和老伴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至今没有归还；第三天老伴刘炳春（1950年参军，分在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工作，华东政法学院本科毕业）被隔离审查，作为厂内的“四人帮”多次批斗，长期在车间劳动；家里三个孩子和近80岁的姑母，从户口所在地被扫地出门；更丧尽天良的是宣传部把三个孩子的医疗卡都拿走，小儿子气喘病经常发作，年逾古稀的老人只好跪地求菩萨保佑；后来女儿、大儿子考取大学、参军，不准许去。
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说：“冯仰澄设的这个‘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点，完全采用了国民党特务那一套，有秘密的联络员，有秘密的联络地点和特殊的联络方法。某部歌舞团（总政话剧团）的彭XX那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的父亲农林部办公室XXX那里等。”我在部队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父亲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在“牛棚”受审查，株连我被复员处理；我被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宣传部反过来又株连我的父亲。我父亲成了：“刘、邓路线上的人”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再加上“国民党特务联络点”等于？请问铁瑛，等于什么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广大党员和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反修防修”，“要斗私批修”。这是当年最响亮的口号。我期待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强大。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投了赞成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合法通过的。党中央连连发出重要文件：中发
[66]
267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1966年8月12日通过）。
请问：中央发怎么多文件是开玩笑吗？！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有政治诚信可言吗？！即使是“文革”错了，也错在党中央集体，责怪我一个执行中央文件的普通党员，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是不公正的。
现如今，把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内乱”、“浩劫”，而全面彻底“否定文革”。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极不认真、极不严肃的，这是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往共产党脸上抹黑。十年“文革”史，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绝不能让某些人篡改党的历史！我坚定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陈云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他说：（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陈云的谈话，既没有斗私，更没有批修。“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陈云都是投赞成票的，怎么是毛主席“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呢？现今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亡党、亡国；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及波兰、格鲁吉亚等国家，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变为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竟然有了一面共同的党旗！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2004年达到33.9%（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资料）。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我是一名专业业务干部，只知道拼命地工作。人生苦短，去日无多。多么希望政治平稳，不要再整人了，大好的时光，让我多干几年工作有多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难道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搞“以许划线”，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惹出的祸患？工作干得好好的被停职审查，惹起了以后很多的麻烦事情来。实际上，许世友、李书和等人，又把批臭了的“倒许乱军”口号，和新制造的“5.16”分子的祸水，又一次泼洒到我的头上，人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文革”中，在如此复杂、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中，我始终一贯按照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文章的精神行事。大军区的政治部，省一级的宣传部，照理说，应该模范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唯物论。摒弃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摒弃形而上学，尤其在人的问题上，来不得一点形而上学。
1979年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可是，1979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还一心要置我死地而后快，炮制了一份《陈时秋的主要罪行》材料。列举五条：
罪状一：“投靠‘四人帮’，勾结张永生，猖狂向党进攻。”
说我“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向党进攻”。
这是省委宣传部、检察院对我极大的政治陷害！我和高丕忠、蒋宇鸿在复员干部蔡衍家里遇见张永生（他们是邻居），才知我们因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材料，诬陷我们是“5.16”分子，被停职审查。他建议我们向党中央申诉。这有什么罪呢？我们三人复员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介入哪一派的活动。停职审查，不让工作，闲来无事，只好参加“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这些运动，哪一个不是中央号召发动的？我的言行没有脱离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文章的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峰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运动中的专案组，往往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戴帽子、打棍子，搞扩大化，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恶性循环，免不了产生恶性案件。
罪状二：“依仗王洪文的黑批示，攻击省委，多次窜到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放火烧荒’”。
我们这批被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将军，称赞为“新鲜血液”的年轻、专业干部，都是从各个军种，指名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在“文革”中都是奉命“造反”。
任何事情都讲一个前因后果，难道不是许世友搞“以许划线”，在江苏军内外制造了13万“5.16”分子惹的祸吗？许世友按照林彪搞的部队干部大批复员，又对复员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寄了假材料，查我和高丕忠、蒋宇鸿、施关彬、陈荣安等所谓“5.16”问题，诬陷我是填了表的“5.16”。复员在湖州市广播站的原《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被关在楼梯下铁笼般的隔离室里。陈荣安申诉了300多封信，都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1997年7月，陈荣安同志由于长期挨整，无罪致灾，心情压抑，妻子和两个儿子受到无辜株连，在贫病交加中含冤离开了这个不公正的人间！
读一读陈荣安生前写的申诉书，想一想，某些共产党人整了人，事实证明是整错了的，非但不平反冤假错案，还要等待时机再一次继续整，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许世友把自己的夫人田普提拔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执掌“以许划线”更加得心应手，把党的干部政策当儿戏。陈荣安同志反对林彪搞唯心主义先验论，事实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但只要你“得罪”过许世友，他仍要置你死地而后快！实际上，许世友和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许世友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要的是奴颜婢膝的干部，刚直不阿的干部是吃不开的，是要吃尽苦头的。陈荣安同志生前写的申诉书，就是一个真实的、典型的事例，为了告慰英灵，择其重要问题摘录如下：
关于要求平反冤假错案
认真落实政策的申诉书
1976年2月以来，我蒙受种种冤屈，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1977年10月以来，我已经向各级党组织写了三百余件、约一百万字的申诉信。可是，直到现在，仍未解决。现重新申诉如下：
（一）
1967年2月9日，南京发生了八一医院事件。当晚，林彪就这事件作了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结论：“南京军区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八一医院维持秩序是正确的。”
当时我作为南京军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在和其他同志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致党中央的《关于南京八一医院事件的调查报告》，以揭露林彪在这一事件中搞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针对林彪所作的错误结论，我写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派到八一医院去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团（缺炮营和三个迫击炮连），根本不是“一个小分队”；这个步兵团，由60军181师某团魏团长带领，来到八一医院后，团团包围了八一医院，步枪装上刺刀，……如临大敌，这算什么“维持秩序”？……由于南京军区某领导同志采取了不谨慎的措施，使矛盾激化，甚至发展到驻宁军事院校群众组织同军区派出的步兵团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引起了军内外群众的强烈不满，
……这就清楚地揭露了林彪所作的关于南京军区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唯心主义结论的荒谬实质。
这份《调查报告》……作为我反对林彪的“罪证”。……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百水桥学习班，……把我宣布为“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
1969年9月，南京军区政治部根据我上述反对林彪……所谓“罪行”，强行将我作复员处理。
……上述冤案，南京军区政治部至今没有平反，没有就我在1967年、1968年因反对林彪遭受一系列打击迫害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没有恢复名誉，没有落实政策。
（二）
1969年10月初，我复员到浙江湖州。我持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开具的《行政关系介绍信》，到吴兴县革委会组织办公室报到。县“组办”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分配在吴兴县革委会报道组工作（直到如今，任何组织、人事部门，都没有开具过《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调出机关）。
……从1970年7、8月间开始，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南京军区清查“5.16”办公室，经浙江省公安机关，多次向我所在的吴兴县机关，寄送了用逼、供、信等手段搞出来的关于本人的“5.16”假材料，以及本人反对林彪、江青的所谓“罪行”材料，导致“5.16”假案。不仅本人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遭受诬蔑、攻击，被驱赶出吴兴县机关，被抄家、隔离审查，家属也受株连，我妻子被迫害致精神病。
1975年4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致函浙江省吴兴县委，承认寄了关于我的“5.16”假材料，并表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你们并请转告受审查的同志表示歉意。”……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至今没有宣布平反这一假案，……没有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的工作。……
是否坚持认为强加于我的“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不是假案？是否坚持认为在吴兴县万人干部大会上给我强加上“5.16重大嫌疑分子”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破坏一个共产党人的名誉，并将我排挤出吴兴县机关是“大方向正确”？是否坚持认为动用专政机关，对我进行抄家，并在居民中散布关于本人的种种政治谣言是“革命行动”？是不是坚持认为因我的“5.16”假案，株连我的妻子，对她进行盯梢、监视、拖推辱骂，对她采取不准加工资等种种措施，将她迫害成精神病是“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时至今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没有对这些问题表明态度？为什么至今不采取措施，彻底平反这一假案？为什么直到如今，还在某些问题上（如1985年的工资改革）继续发展“5.16”假案的恶劣后果？
对于上述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必须表明态度，并迅速采取措施，彻底平反“5.16”假案。
（三）
经过“5.16”假案的专案审查，到1973年底，除一份《关于陈荣安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材料》属于“孤证”）未能否定外，其余材料全部被否定。实践证明，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和浙江省吴兴县委清查“5.16”领导小组合作制造的“陈荣安参加”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是一个假案。然而，有关方面却迟迟不为我平反。
鉴于上述情况，1973年底至1976年期间，我通过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申诉信，去南京军区政治部上访等形式，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原浙江省吴兴县委为我平反假案，落实政策，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原吴兴县机关的某些领导人，却把我申诉活动，说成是“要翻清查‘5.16’的案”。是什么“反党乱军”，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以此为开端，对我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党章、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措施。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我以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一些同志宣传周总理的高尚品格；1976年春对《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报道表示不满，并鼓励有的同志写信去责问《文汇报》编辑部，等等）。后来，我又就上述内容，从十六个方面，给吴兴县委办公室写了更详细的材料，如实报告了有关情况。这些事实，都确有证据。既然有关领导对我立案审查，要查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么，对于这样的关键性内容，理应彻底查清，作出明确结论。可是，原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结论，只讲我“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对上述内容却只字不提。这样片面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当然应该甄别、复查，重新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我从事专职新闻工作约二十多年。曾在《新华社新闻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战士》、《人民通讯兵》杂志、《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南京军区《工作通讯》、《人民前线》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稿件；曾在中央和地方党报的《内参》刊物上发表过内部情况资料。我一直表示希望能继续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继续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在吴兴县报道组，我确曾写过一些“内参”资料，反映了吴兴县的一些真实情况。为此，就难免要触犯一些人，甚至触犯某些“父母官”，从而达不到事事听有的领导者指挥的要求。举个例子吧！
七十年代，李先念同志曾对浙江吴兴县菱湖化学厂“三废”危害当地人民健康、危害水产资源、危害农业生产的问题，给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谢正浩同志作过一个批示。反映这一情况的“内参”资料是我写的。……由于吴兴县某些领导人将国家所拨治理“三废”的费用移作他用（造干部宿舍等），致使菱湖化学厂在生产极毒农药时所排放出来的“三废”未能得到治理，造成了危害。有鉴于此，我写了一则“内参”资料，……被《人民日报》社编的“内参”刊物所采用。李先念同志看到这则“内参”资料后，作了重要批示，
……《批示》下达后，省里拨了款，派来了治理“三废”的专门人才，帮助“菱化”治理“三废”，使“三废”得到了控制。
这样的事，对人民大有好处。可是，……触犯了某些“父母官”。十多年来，某些领导人一再对我大加讨伐，拒不为我落实政策，拒不恢复我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我要求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迅速地、妥善地、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起码应当实现下列五项基本要求：
一）对于我1967年2月以后被打成“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在经南京军区政治部党委批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被作为犯有反对林彪、反对江青的“反革命罪”的“阶级敌人”，受到残酷批斗，并遭受种种迫害这一冤案，应由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澄清历史事实，作出明确结论，彻底平反这一冤案。
二）对于因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向地方寄送本人的“5.16”假案材料而导致的“5.16”假案南京军区政治部应会同浙江省湖州市委，彻底平反，并消除这一假案所造成的后果：
（1）、南京军区政治部会同湖州市委，研究平反这一假案的措施，由湖州市委有关部门作出《关于为陈荣安同志彻底平反“5.16”假案的决定》，确认这是一起假案，原吴兴县委在全县万人干部大会上强加于我的“‘5.16’重大嫌疑分子”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抄家等措施都是错误的。
（2）、将上述《决定》列入本人档案，并送参预审查、抄家的湖州市城区公安局（原吴兴县公安局之一部）、湖州城区第一街道派出所、湖州丝厂、道场供销社等单位，以挽回影响。
（3）、我爱人的工作单位道场供销社，应明确宣布，对我爱人采取盯梢、监视、不许加工资等措施都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弥补她的经济损失。
（4）、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即1970年7、8月间前）的职务工作（相应的）。
（5）、1985年12月工资改革中，对我以“企业干部十一级”定级，是“5.16”假案后果的继续发展，应予以纠正。
三）按照历史事实真相和党的干部政策，恢复本人作为专职新闻干部的工作，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允许我发挥专业特长，坚持要将我调到湖州丝厂工作，湖州市组织、人事部门应按照干部调动的正常手续，正式开具《行政关系介绍信》，将我的行政关系从原吴兴县机关转到湖州丝厂。决不能把干部当“皮球”，随意踢来踢去。
四）对于原吴兴县委及其组织部门于1970年5、6月间任命本人担任的吴兴县报道组副组长这一职务，如果有关部门决意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不予恢复本人在“5.16”假案前实际担任的这一职务，不予分配相应的工作，湖州市委组织部应按照正常的干部任免手续，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免去我的上述职务。决不应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
原吴兴县革委会办事组个别领导人“代表组织”，于1977年夏在群众大会上强加于我的“1975年，陈荣安伸手要官，想当县报道组副组长，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等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应彻底推倒。
五）原浙江省湖州市委办公室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表现所作的审查结论，是片面的，不合实际的。湖州市委有关部门应会同南京军区政治部，认真甄别、复查，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于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一系列事实，应在结论中作出准确的反映。
希望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能认真按党章和《准则》办事，使上述各项落实政策问题，迅速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上述申诉，请及时审理。
中共党员、复员改转业军人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干事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原中共浙江省吴兴县委报道组副组长
目前在浙江省湖州丝厂做职工教师的工作
陈荣安 198X年 月 日
清查“5.16”的材料，还是那些“旧账”，都是中央学习班规定要销毁的，现在怎么死灰复燃了呢？为什么周总理宣读的，为解决南京军区许世友大批抓人的中央［68］18号文件，被许世友推翻了？为什么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学习班，重点批判“多中心”论，消除派性不算数了？
为此，我和高丕忠、蒋宇鸿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写信，希望得到党中央的答复：中央[68]
18号文件和中央办的学习班作的结论还算不算数？信被王洪文批示下来：“过去中央做过的结论不能推翻。”这封信还分送周总理信访室、江青信访室、总政李德生主任，省委、政工组。
党员有冤向党申诉，给党中央写信是《党章》允许的。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
我们才去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为“5.16”冤案要求平反何罪之有？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姓“点灯”也有罪吗！
罪行三：“向‘四人帮’转送过小报告或黑材料，成了我省帮派体系通往‘四人帮’的一条重要渠道。”
1974年11月在北京，我和高丕忠去看望周老，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先后两次对我说：周老很关心浙江问题，省委很少给他文件看，几天听不到消息就来问，所以，你们有什么材料和情况就送来好了。后来才知道，冯秘书上送材料，事先都给周老看过，有的是周老亲笔签署意见才送的（包括朱雷的申诉材料），都是通过正常途径，送中央办公厅和邓大姐转周总理的。按常理，就是给“四人帮”送了材料，那时他们以中央文革首长的头衔出现，普通人怎么知道？例如，省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寄材料，诬告政工组党委书记沈策“攻击毛主席”，是不是黑材料呢？后来吕根土因诬告沈策有功，荣升为民政厅厅长。
罪状四：“1974年2月12日给铁瑛同志写恫吓信，说舟嵊要塞区开除朱雷军籍，‘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如朱雷一家‘发生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均由你，铁瑛政委负责’。”
朱雷，山东泰安人，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参军。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战斗英雄张明司令员的作战参谋，学毛著积极分子。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了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51年防御战役，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反击战、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与铁瑛同是南京百水桥“舟嵊班”的学员。
领导上要他复员，因肝病住院，没及时办手续。就这样被开除党、军籍，一家四口（妻子张志敏是舟山人）被押送回山东原籍。
朱雷去总政上访，我提供父母在京的住址，有困难的事可以帮帮忙。总政要他回南京军区、舟嵊部队解决。一回去就当“5.16”抓起来，关押在桃花岛。妻子张志敏抱着小儿子去看朱雷，三个人只给一份饭菜。后来，把朱雷转移单独关押在普陀山九个多月，搞刑讯逼供，跪木棍，头也被打破。一家四口人没有粮油票没有钱，日子难过，我怕他们想不开，真的会出什么事，才凭着做人的良心和党性，给铁瑛写信。那天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开会，遇见铁瑛，信是当场写的，也是朱雷几次托我向部队老首长反映他的情况。再说，一名党员给省委书记写信，那怕是言词过激，怎能说是“犯罪”呢？铁瑛把朱雷一家四口往死里整才有罪呢！
铁瑛在清查运动中，继续推行“以人（许）划线”、“以派划线”。先后把我和朱雷等一批复员干部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大牢。把朱雷投入小车桥监狱三年之久，受尽了人间苦难。政治犯受到法西斯式的暴虐，无辜的家属、孩子都受到了株连。难道铁瑛真的是铁石心肠？整了400多万人，有的被整死，这个统计数字难道不知道？自己还心安理得？多亏总政和张明司令员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朱雷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收回部队，在杭州某部队干休所团级待遇离休。
罪行五：“利用杭州‘四.四事件’大揪所谓‘反革命’，围攻领导，陷害同志。1976年清明节前夕，陈时秋写信诬蔑杭州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并把解放街至人民大会堂门前一带的花圈位置，标语内容，画了一张草图附在信里，一起寄给冯仰澄转送王洪文。”
听中国美术学院杜英信说，解放路百货公司附近全是大标语、花圈、大字报。我下午去看时，已经很多了。当我看到其中最大的标语“沉痛怀念杨开慧烈士”，感到这不是只为了悼念周总理。我就想，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当时我只以为是杭州发生这种事情，感到很不理解。我就给在北京的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事件。问他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来信谈谈看法。为了能说明情况，便于他们分析，信又不至写得太长，我画了个草图，说明现场的情况。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向王洪文反映情况，完全是一封私人信件，怎么成了“罪行”呢！难道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内、国内发生重大事件，不闻不问是正确的态度吗？
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参见恽仁祥：《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一文）
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议广播后，天安门“四.四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杭州“四.四事件”被定为“类似天安门事件”。这远远超出我给冯仰澄、章婴可、彭志义信中所说的“政治事件”的看法。万万没想到会出全国性的，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案，当然要认真追查。这是关系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重大原则问题。
看一看真实的历史记载：
关于天安门事件某些关键情节：
1976年4月2、3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暴发前夕，邓小平已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面前。
他（邓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说：“参与者并不多”。
胡耀邦：“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动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词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翻案不得人心”。
“我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这话要注意呢，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没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以上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4页）。
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说：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1976年4月2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29至230页）。
当时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
1976年4月4日，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4月6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1775至1777页）。
1979年国庆节，在看守所接待室，三年来第一次见到老伴，她带来了父亲病故的噩耗。她说：水产部治丧委员会来电，你是长子，去北京奔丧怎么办？我提出，押解我去北京见父亲最后一面。不准许！回想从小跟随父亲在抗日游击队、新四军部队一路走来，父子俩忠心耿耿、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父亲明，改名为“陈实为”，一心为党、为人民。我止不住伤心的泪水在监房大哭一场来祭奠父亲，却被看守训斥了一顿。同监的香港陈先生气愤地回击看守：“他的父亲故世了，难道你没有父亲？”父亲曾在司法部、最高法院、农林部、水产部等单位工作。在“五.七”干校被隔离审查，株连我被复员处理；大弟在空军被复员处理；大妹参军不准许。父亲眼看着大儿子坐牢，二儿子、三儿子、大女儿被逐出北京，却无能为力。残酷的现实，使父亲66岁含冤离开了我们。治丧委员会悼词说：“陈实为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顾全大局。”葬在八宝山公墓。
由于铁瑛对我人为制造的“现行反革命”冤案，致使父亲精神上极大的悲痛，临终前不能见面，故世后不准奔丧。这种人间悲剧，难道不是铁瑛“任意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的罪名”造成的恶果吗？在有关部门领导和母亲沈文芳（广安门医院离休干部）的努力下，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三个弟妹调回北京市，二妹有了工作，小妹安排在最高法院当公务员。就是我的冤案，“天高皇帝远”，为恢复党籍等问题，向铁瑛、省纪委、宣传部长达30多年的申诉，都是石沉大海。
1979年12月6日宣传部发文，省宣政［1979］120号：“陈时秋定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仍按复员规定当工人，下放基层劳动，保留原五级工工资待遇，行政留用察看一年。”哪有工人下放劳动之理？12月21日，省检察院发文，浙检一起［79］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陈时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猖狂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是‘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有确凿的证据吗？绝对没有！宣传部、检察院闭着眼睛说瞎话。12月25日，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我被匆匆释放。
1980年1月15日，专案组郑汝培送我去故乡安吉县红旗林场劳动。那天直到傍晚无人理睬我，只好自己找张竹床，床上都是鸡屎，用井水冲洗一下，天很冷床又湿，想来想去一夜没好睡。我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要遭此劫难？古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把党来比母亲”，是我的心声！这好比孩子有了错，母亲就把他一棍子打死，有这样的道理吗？
想来想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组织上要大家积极投入运动，但是，最终反被运动吞没。想想不寒而栗，只有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泪水湿透了被头。我真骇怕在以后的生活中，牢狱里的噩梦伴随着我的后半生。忆往事像过电影历历在目：一个“红小鬼”，1945年12岁跟着新四军，过长江、渡黄河；1947年6月，14岁参军，南征北战，1954年1月入党；十年“文革”中，只凭许世友“长官意志”一句话，被打成“反党乱军”、“5.16”，最后，被铁瑛打成“现行反革命”下了大狱！80年1月被押解回故乡劳动改造。“文革”前填表：成份，革命家庭；出身，革命军人。一夜之间变成“黑五类”。从小跟随父亲提着脑袋干革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真是滑稽可笑！人生在世，草木不如，任人宰割罢了！
林场有我陈家的亲戚，知道我父亲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故事，加上我拼命地干活，职工们待我如亲人。林场历次运动受难者劳改的地方，职工们见怪不怪了。
1980年7月21日，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和一位姓邓的女同志不时来林场了解情况。周永祥要我写《劳动、思想小结》我如期交出。摘要如下：
劳动、思想小结
陈时秋1980.7.21.（摘要）
1980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到安吉县红旗林场下放劳动，分配在总场综合加工厂机修组。……机修组的修理任务繁锁，什么都修。……。
首先完成的是修理三台汽油发动机，一台是果木治虫用的。据说，……送递铺（县城）也修不好。……将发动机全部拆开检修，换了一些另配件，排除了油路电路的故障，经过多次调整，机器很好发动，修复了这台汽油机。今年果木队、竹种园，都是用它治虫，运转正常。
另一台175Ｆ汽油发动机，可以用来抽水、消防等用处。据场里同志说，去年仓库起火，急需用它救火，可就是发不动，汽油机变成了“气煞机”。经过全部拆修，主要的油路缺少配件，汽油不经滤清而直接供油，常常造成油路阻塞，但又买不到配件。我想方设法，用竹管做了油杯，代替玻璃油杯。又将油、电路，汽缸全部调整，使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转。有时场里停电，用它抽水、打井，冲刷晒谷场等。平时加足油，随时待用，作为消防备件。
还有一台汽油机，经检查是高压线圈断路，又无备件。我想，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用环氧树脂封固，把漆包线比头发还细的高压线圈拆开，经过精心检修找到了断头，终于将这台发动机修复了。
一次在检修化油器时，用中号镙丝起子上一只镙丝时，由于用力大，镙丝起子滑脱，正好扎进了左手虎口，有一公分多深，鲜血直流。到医务室包扎时竟晕了过去。事后，左手肿得像馒头一般。为了早日把汽油机修复，我一直坚持用一只手和同志们一起干，没有因工伤休息过一天。平时在车间或水田间修理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在炎热的室外修理，就是汗流浃背，也坚持完成任务为止。每天修理工作结束，我都坚持把车间打扫干净。有时没有机修任务，就坚持看书学习。有一次，我还和机修组两位同志帮果木队去插秧。
附近生产队买了三台汽油机、喷雾喷粉治虫机，领导上要我去讲讲课。我和机修组一位同志一同去，为他们讲了使用、保养知识和发动机简单的原理。
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好电视，我做了两付五单元的电视天线，……爬到礼堂顶上架好三付天线，把电视机调整好，保证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场领导还要我到灵峰寺、章村分场解决收看不好电视问题，我都是尽力去办好。周围有的生产队的电视机坏了，……我也尽力为他们修复电视机，……。场内职工的收音机有故障，送给我修，我都用业余休息时间尽快为他们修好。半年来已修了近三十台收音机。有的职工缝纫机、拷边机有故障来找我，我也尽力帮助排除故障。
在林场半年多来，在劳动、学习中，思想基本是稳定的，……但有时也考虑一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77年6月1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的。……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予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72年10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72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72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
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有一次，我把写好的《批判劳动惩罚论》文章交给周永祥，要求在《宣传通讯》上刊登。
再一次，周永祥来林场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还是不登为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我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不要劳动了我在这里干什么？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
1981年8月28日给省委宣传部、省检察院写申诉信。石沉大海。
1981年11月15日，接到“家中有急事”的电报，我火速赶回杭州，看到家中大门被卸掉，窗户被砸破，家中空无一物。老姑妈和孩子们都席地而坐，对着我痛哭。原由是：国庆我回家休息，老伴提出，一家六口三代房子太挤，我们原先的房子空着，户口仍在原住址，这里住了四年多没有户口。我向宣传部提出要求搬回原住址。
办公室主任说：四年前要你们搬家我们不知道，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搞的，现在你们要搬回去我们不管。我说：1975年事务管理局分给宣传部三套房子，我当时是宣传办公室支部副书记，带着党小组长们一家一户调查，最后讨论决定：我家六口三代同堂人口最多，要我交出复员干部分配的岳王新村一套房子，搬到保俶路192号4组3号居住，有户口簿为证，这是有法律保护的。于是，10月5日搬回到户口所在地的房子住下。
11月9日上午，事务管理局派出三位处长、书记，派出所户籍警（女）、“治安纠察”，以及七、八十号戴安全帽的人，将我家全部东西强行搬走，把大床从二楼摔下去，卸大门、砸窗户，断电、断水。致使很多群众围观，楼上楼下挤满了人，保俶路段交通阻塞达二个小时之多。粉碎“四人帮”已经五个年头了，省委机关竟然出现我户口地的房屋被砸事件！
11月16日，我去宣传部找政治处解决问题，他们仍要我到无户口的房子去住。我说，在中共六中全会文件学习后的今天，趁我和老伴不在家，竟发生了“文革”中那样的抢劫式搬家事件，你们把事情做绝了。
我的女儿23岁，儿子19岁、16岁，向我哭诉：爸爸，如果宣传部仍定你是“反革命”，低着头过日子，因为我们铁了心，我们是“反革命”的子女；如果你是被错打的“反革命”，我们都这么大了，再搬回去住，邻居、群众不明真相，均在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过日子？听了孩子们的诉说，只好向中纪委求救！我的三个孩子都在部队出生，从小就憧憬着有个美好的人生。铁瑛和省委宣传部，以莫须有罪名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还要“株连九族”，无辜的孩子们的理想成了泡影。
11月17日，就省委宣传部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强行搬家事件，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申诉信，以求得我的一家能有起码的人生权利。送给在杭州的中纪委刘顾问。
11月18日，机关事务管理局通过西湖区北山派出所，发出《迁移户粮关系通知》：“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80］277号文件精神，认真搞好户口整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有关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为此，刘炳春等人，请于11月30日前，来我处办理户粮迁移手续，迁入常住地。”
我的住房是宣传部在我交出复员干部分的房子之后新分配的，1975年以来有常住户口簿为证。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某些人无法无天，株连我的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派出所不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反倒要我们“迁移户粮关系”，这种做法有公正可言吗？
（九）天天讲和谐 冤假错案何时平
据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揭批查以及清理“三种人”的特大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四千多万人被残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时间之久，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均创中华历史之最。光是浙江省就有400多万人遭受迫害。这在解决党内外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及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以至党威、军威，一落千丈。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这段“两个不管”的讲话，讲得冠冕堂皇，句句在理，但并不实行，因为当权者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是骗骗老百姓的。实际上，都是搞“以人划线”，搞双重标准。一句话，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
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小平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的一课。他说：“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像许世友、铁瑛那样有严重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将走向反面。尽管中央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可有谁敢于刚正不阿来执行呢？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在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揭呀、批呀、查呀，兵荒马乱，不可能不出一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就是那么一种思想状况。组织上，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问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认为他们那里的揭批查百分之百正确，怎么能够这样想呢？”胡耀邦说：“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工作有个批件，应该成为‘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全党的认识也要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上统一起来。”陈云批件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很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外处理以外，对于其它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胡耀邦说：“什么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比如说，对有些犯错误的人，考虑到他的历史表现并不那么坏，只要他交代、检讨一下，问题基本清楚了，就算了。……如果一下子就开除党籍，或者一下子就判刑，一点余地也不留，那就不那么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匆匆忙忙地开除党籍，是不好的。”（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通讯》1982年第5期）。
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规定：“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要开除党籍的，只限于犯有较严重的罪行，实行从宽处理，不给刑事处分，态度又不好的；错误严重，品质很坏，蓄意诬陷别人，造成严重后果、丧失共产党员品质的；党龄不长，入党后尽干坏事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入党又一直不干好事，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
请问，我哪一条符合要开除党籍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不但不按照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陈云的批件精神办案；就是近在咫尺的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规定也不执行。这是党性还是派性？不言而喻。
浙江省“两案”领导小组人员有：王芳、薛驹、王耀庭、李朝龙、王宇等人组成。有关方面已承认，清查工作受到派性的干扰。
我和浙江日报社的高丕忠、浙江展览馆的蒋宇鸿三个人都是建国前参军。许世友违背军委总政规定（建国前参军的干部不属复员之例）而被强行复员的。李朝龙和蒋宇鸿，原来都在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工作，都是铁瑛政委的老部下。李朝龙当了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对蒋宇鸿恢复党籍很关心，建议浙江展览馆党支部恢复蒋宇鸿的党籍。浙江展览馆支部也多次上报省委宣传部，被宣传部某些人压下。我们三人的问题，根本不属于涉嫌“两案”的问题；就是经过了“两案”的严格审查，也不符合省“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的规定。历史将证明，我们都是被铁瑛、商景才等人政治陷害的。
1982年2月4日，中央批转中纪委“两案”会议纪要，中央发了 [1982]
9号文件：“清查中的问题是，定性偏高、处分偏重、有的搞错了”。“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宣传部对我的定性结论，浙宣干[85]
38号文件，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至今本人没看到过。省委宣传部，理应模范地执行中央文件、党章和国法。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程序办理？审查定性结论，为什么偷偷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不同本人见面？这只能说明宣传部某些领导人心中有鬼！
8月18日，专案组从浙江日报调来的人找我谈话：“你看了中央[1982]
9号文件，有什么想法？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你从宽处理。不是一风吹，更不是平反。你的问题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根本不同。”我说：“为什么‘根本不同’？不是事实，就是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就得平反！”不是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要么这是骗人口号。一面说对我是“从宽处理”，我理解有罪才从宽处理；一面给我一份《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要我提出意见。在《刑法》颁布实施，中央发出
[1982] 9号文件，宣传部对我的冤案，罪与非罪还没分清。
省委宣传部定我“犯错误”，有十条。后来改为“犯严重错误”还是这十条。这里举例说明一、二：
一、“74年5月，陈时秋与高丕忠、蒋宇鸿策划去南京军区所谓送大字报”，“攻击南京军区。”
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作为“5.16”冤案的受害者，到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要求平反有什么错呢？很多人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他们犯错误也会变成正确了？《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这次清查对江苏省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造成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很沉痛的。”在江苏军内外“5.16”冤案都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浙江军内外“5.16”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要记录在案。那么，江苏省清查“5.16”，致使13万多人受害、致死，这本账该记录在谁的档案里？请专案组查一查许世友的档案里有没有？
二、“为沈策的错误辩解”，“攻击政工组材料组‘搞阴谋’。”
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的材料上，把沈策（政工组党委书记）给朋友写信中的几句话，说是“攻击毛主席”。材料被江青批下来要查清楚。省委书记谭启龙，决定召开政工组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沈策问题。我是在扩大会议上发言，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发言，建议把沈策的信全文公开，让到会的同志来认定。此事是我“犯严重错误”，还是吕根土犯严重错误？宣传部专案组这样搞定性材料，还把江青的批示抬出来，是党性还是派性？不是很清楚了吗？这种搞专案的方法，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1982年8月20日，我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交专案组。11月27日，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同专案组一样，检察院的75号文，罪与非罪也没分清。
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宣传部领导周群对我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1984年4月某日，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我宣布定性结论：“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我要文字决定，不给！就这样，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剥夺了我的申辩权；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就把宣传部刚发的浙宣干
[1984]
11号文件，“犯错误”提高为“犯严重错误”。省委宣传部党组织，只凭“长官意志”办事，把一个从小在部队锻炼成长的老党员，被草草剥夺了政治生命。这种做法符合《党章》规定吗？这是践踏党的法规的典型表现。
1984年5月上旬，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我谈工作问题，要我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我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相信组织说的话不会骗我的。可我不谙世事，太单纯了，没想到，堂堂正正省委宣传部，竟然会在我上班一年之后，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啥样子。我想，个人的历史曲折反映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我虽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仍不坠青云之志，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1984年6月1日，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我是背了政治包袱到“杭电”上班的，校领导和老师们待我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年多，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我照片上了光荣榜。我非常感激校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1980年7月至1986年7月，我三次给省委宣传部写申诉。不予理睬。专案组靠整人起家的沈秉钧，从省委宣传部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难道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好吗？直到我离休，省委宣传部也没有兑现“负责到底”的承诺。其实专案组有的同志对我表示同情，田传箴、郑汝培是最早搞我“5.16”专案的，他们先后向我表示道歉；朱桂育任浙江展览馆副馆长，遇见我时赶快跑了，怕丢面子；我到“杭电”上班后，为普加一级工资，找专案组、干部处处长周永祥，他积极为我解决问题，后来他调到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还要我去看他。
1993年10月25日，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返聘一年到1994年10月离休。
1986年7月31日，万里副总理指出：“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崭新认识。无论批评得对不对，都不能大搞文字狱、以言治罪。
我在“文革”中，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许世友打成“反党乱军”分子；林彪搞的部队干部41万复员，我被复员处理；林彪制造的清查“5.16”，南京军区来材料说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粉碎“四人帮”，我跟“四人帮”没有任何关联，却被铁瑛、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是政治陷害？！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白纸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公安局、宣传部四个人签字的“抄家收条”；“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等材料，现在倒成了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残酷迫害我一家人的确凿罪证！
三十多年过去了，多次向宣传部、省纪委、中纪委、总书记申诉，都是石沉大海。一个离休干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处可以“击鼓升堂、滚丁板！”，这不是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吗？！
2004年10月24日，新华社电：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10月25日，11月25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挂号邮寄《我的申诉》。
11月29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说：你的申诉收到了，由我负责处理，现在正在查找过去的文件，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找不着了，查到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是发给广播局的。张把联系电话告诉我，有事可以找他。
11月30日，我把专案组给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的复印件，在省委大楼后大门交给张同志。
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寄《我的申诉》、一封信。6月10日，给省委宣传部干部处负责同志，寄去电脑打印的《陈时秋的主要罪行》、对定案《陈时秋的主要罪行》的申辩意见、《劳动、思想小结》、《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申辩意见等材料、资料、申诉等共11份，供省委宣传部备查。7月7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我不在家。第二天我给张同志回电话。他说：你的申诉按照程序，今年三月已交教育厅高教工委处理，他们找你没有？
我说：没有。我问：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有没有找到？
张说：文件没有了，在你的档案里找到1985年6月7日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
我说：我是84年6月1日到“杭电”上班的，从来没有向我传达过[85] 38号文件。
张说：那是学校的问题。
我说：不是学校的问题，是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搞的名堂。
张说：现在我在电话上给你念一遍 [85] 38号文件：……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我说：你们先把抄家的东西还给我吧。
张说：是“文革”中抄的家，找不着了。
我说：不是群众组织抄家，是宣传部、公安局抄的家，不会丢的，抄家拿走的都是私人信件和照片，按照法律应该如数归还本人。你们把《我的申诉》推给高教工委，你们总有个意见吧？
张说：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号文件的结论。
我说：也就是维持原来的“长官意志”的结论。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要置我于死地的是省委书记铁瑛和宣传部的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不是高教工委。像当年高正生同志一样，我就是跳楼，也要从省委宣传部大楼上跳下去！
2005年10月25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寄《我的申诉（二）》、《‘政治运动’回忆录》第二稿、《对陈时秋家进行了搜查》凭证复印件等文件。
2006年1月10日、3月28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挂号寄《我的申诉（三）》、《我的申诉（四）》。迄今为止，2007年即将过去，又都是石沉大海。省委宣传部放着《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于不顾，继续维护浙宣干[85]
38号文件的结论，而且至今不给本人见面。按照党规，我信访多年，宣传部党组织应甄别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没有确凿证据？还是政治陷害的？
我的冤案起因并不复杂：
（1）、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我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打成“倒许乱军”，被抓、被毒打，为此，中央对南京军区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发出
[68] 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2）、南京军区在清查“5.16”中搞法西斯审查，逼迫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交代，说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南京军区来函给省政工组，我被停职审查，后来，南京军区保卫部来函承认，材料是假的、错误的；
（3）、粉碎“四人帮”后，我被铁瑛以莫须有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
“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特大帽子，都是许世友、铁瑛，违犯党纪国法，特别是违反中央《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严正警告，而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
万事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哪一条犯了《刑法》规定的罪行？请用《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对我执行“从宽处理”、“维持原来开除党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请一条一条地摆出事实和证据来。没想到，当今的省委宣传部仍然没有超脱派性的干扰，把从来没有同本人见面、塞进我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在电话中读一遍了事。我怀疑专案组还在档案里塞了什么东西？让我晚年背着黑锅！
例如，“三种人”。宣传部从来没有向我宣布我是“三种人”。可是，从突然取消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把“犯错误”拔高为“犯严重错误”，是把我当“三种人”、“黑五类”处理的。这种做法，有不光明正大之嫌。就是死刑犯，也知道为什么判死刑。我被强行开除党籍，至今还不知道我违反了哪一条党纪？恳请宣传部党组织告诉我。“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宣传部对我长达三十年的申诉保持沉默，更是错误的。
什么是“三种人”？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说：去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我在今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总书记说：“请同志们注意，小平同志这里讲了三种人不能上来，已经上来的要撤下去，但是并没有讲都要开除党籍。”清查“三种人”，胡耀邦主张冷处理，尤其是某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更要慎重，从宽为好。
于光远教授说：“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商景才、谢兰生等人很清楚，我与林彪、江青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宣传部本来要给我恢复党籍的。就是清查“三种人”之后，商景才等人以为机会难得，虽然没有宣布我是“三种人”，但从我工作一年后，宣传部改发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偷偷塞进我的档案来看，实际上是把我当“三种人”处理的。
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出所谓“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
1982年，中央 [82]
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做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82年12月30日和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
例如：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20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派，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仅据中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1970年4月起，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打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许世友暮年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颐养天年，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死后睡棺材，运河南还乡土葬。邓小平特批：“下不为例。”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与此同时，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
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突发的特大洪水冲毁，全村只剩下一棵苦楝树。罗马尼亚也因洪灾，提出要我国支援，周总理向他们介绍我国浙江有一个南堡大队，以“泰山压顶不弯”的精神，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事迹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好支书李金荣。在揭批查中被铁瑛等人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些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根据《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人民中国报道》等报刊杂志的约稿，我都进行过多次报道。
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所谓“三种人”，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案中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家属，一部分已经去世，但多数还健在，有的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在贫困交加中艰难地活着！这种违犯人权、违犯宪法、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建国以来手段最残暴、迫害人最多、时间最长，可创世界之最！
铁瑛在揭批查中，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像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这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什么不是“三种人”？铁瑛心中最清楚。
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都是劣迹斑斑的坏头头。铁瑛对他们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她）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
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头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3000多支，子弹50000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参见《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第123、128、130页）。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姚国麟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卖馒头女孩，16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一下子就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秀珠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人们不知道她的下落。此事震动了中央、中纪委领导同志。
在许世友、铁瑛这些大人物看来，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冤屈死可以不作数。但是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有谁能做到？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个政党，党的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和谐才有基础。请叩问良知，大家都是来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为什么动不动就整人家是“反革命”？有那么多反革命吗？！
对揭批查运动中打击面太大，定性太高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曾两次出台文件试图“纠偏”，但由于邓小平“二十年不议”的旨意，加上地方派性干扰，使中央[82]
9号等文件最终变成废纸。难道邓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后来的执政者就把“两案”作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三十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不议”的时效，党中央总不该再回避建国以来最大冤假错案了吧？！
在另一面，对刘少奇61人叛徒案，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得到了超高速平反。
汪东兴说：“……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我从十二岁跟着新四军，不顾生命危险追随党，到六十一岁离休，十八次立功受奖，这是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见证。在部队中锻炼成：勤恳厚实、宽容大度，从不整人、同情弱者，直言不讳、不说假话，倔强直率、刚直不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人品格。
我原是一名中共党员、军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党员的天职；执行军委总政、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军人的职责。在风云突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为什么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倒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而写了自首书，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们，反倒得到了快速平反！这不是正反颠倒了吗？！
回想我以往做的事，一贯都是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
（1）、1974年某月，宣传部干部谢兰生的孩子需政审，支部要我去看档案，我写政审材料时，不因“文革”中的观点不同，我按照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只字没提及孩子爷爷的重大历史问题。
谢兰生在清查工作中当了我的专案组长，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迫我交代所谓“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
（2）、1976年4月，天安门“四.四”事件，党中央发出两个决议，全国党政军纷纷表态的情况下，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听说要追查宣传部文声“反革命”时，我多次劝说张高星：“追查反革命不是开玩笑，这是领导上的事。”劝他个人不要插手。
《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总则第二条规定：“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它处理不服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党员有权要求有关党组织对其提出的请求、申诉和控告给予负责的答复。”
因此，我有权要求对以下五个问题，请省委宣传部党组织给予负责的答复。
（1）、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有确凿的证据吗？还是政治陷害？
（2）、“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和宣传部抄家拿走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为什么至今不归还？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为什么不补发？
（3）、开除党籍为什么不按《党章》程序办事？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只凭“长官意志”强行把我的党籍拿掉，这是哪家的规矩？
（4）、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定我“犯错误”，并要我抄录11号文件；一年后改为浙宣干
[85] 38号文件，提高为“犯严重错误”，偷偷塞进我的档案里不让本人知道。这种做法，是光明正大吗？还是搞阴谋诡计？
（5）、2005年7月8日，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从电话上给我读了二十多年前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就不了了之。这种不负责的答复，是根据《党章》哪一条规定？
这些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罪与非罪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宣传部不应回避这些问题，应带头模范地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执行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用一个电话就打发了沉冤三十多年的冤案，这是在继续剥夺《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在继续维护“长官意志”酿成的恶果。
共产党人到底怎么啦？无辜把人往死里整！整完了还不承认整错了，这些人还有党性可言吗？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人权问题已写进当今的《宪法》里。宣传部仍然维护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的错误结论，这种做法符合《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宪法》和《信访条例》等党规、法规哪一条？这只能说明在宣传部党组织那里，党规、法规形同虚设！
上述真实的历史记忆，都有党纪国法、中央文件、历史实录为依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原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政治部，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宣传部，违犯党纪国法，不顾事实真相，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为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等三顶特大号的帽子，由此开除我的党籍，是经不起党纪国法和历史检验的。
对于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中央通知规定：十七大代表必须是“优秀共产党员”。铁瑛优秀什么？他是镇压人民群众的指挥者！他在揭批查运动中，派性实足，亲一派压一派，累及400多万人及其无辜的家属孩子，欠下了累累血债！怎么成了“优秀共产党员”？怎么也是十七大代表？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继续在共产党脸上抹黑吗？现今，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在法律面前设置禁区，哪有公平可言？构建和谐社会，不平反冤假错案，和谐从何而来？我期盼着毛泽东思想能够回归十七大——正确认识、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理性求索13亿人口和谐之路。胡锦涛总书记关注民生、注重信访工作，我日夜期盼着能见之于行动，将南京军区党委、政治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我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冤假错案予以平反，还我一个公正，恢复我的党籍，解决遗留问题。
毛主席在迟暮之年，奋力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旨在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土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1966年6月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主席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虽然走了，可是，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印刻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脑海里，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坚持民族独立的决心，将是空前坚定的。我时刻怀念着那位对此做出伟大贡献的，文治武功举世无双的人民英雄——毛泽东。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历史事件，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我坚信，时间可以检验一切的，我的冤案终久会得到申冤！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感到无尚光荣！对自己十二岁就跟随父辈们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选择，绝不会动摇！我应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我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离休干部 陈时秋
2006年6月16日杭州
2008年8月18日修改
后 记
《真实的历史记忆》这部回忆录，是在我2000年5月8日突发中风，脑子受到较大创伤，住院一月后突发奇想开始撰写的。为了康复记忆、失言、写字等功能，我采取不少有效措施，以防止二次中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用脑，多读报，多炼字。
一开始，我买了稿纸，从炼钢笔字开始，还坚持过去的炼书法。后来，我买了电脑，开始学打字，上网看看新闻。凡是有利于康复脑部功能的事，我都刻意去做好。中风八年多了，我的康复锻炼已见成效，受益匪浅。
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想动笔写点什么？撰写回忆录，给亲朋好友、后代和我的一生有个交代。我在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校，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像照妖镜一样，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的罪恶与灾难，再大的政治骗子、汉奸、卖国贼，必将显露出他们的原形。
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地位不能给人以智慧，权力也不能使人拥有真理。大人物才能写回忆录，小人物写回忆录有什么用呢？这是历史的偏见。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被某些大人物打成“反革命”，又非法、强行开除党籍。现在我把这段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我在“文革”中的连锁冤案真实地再现出来，以反证法，揭穿某些大人物的回忆录违背历史真实，掩盖其违反党纪国法的种种丑恶行径。
回忆录中，很难免有不周之处，恳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和亲朋好友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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